中美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文本对比：差异有多大？

与此同期，中国国务院于2017年7月8日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下文简称《规划》），指出人工智能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针对我国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机遇挑战，政府从科研、应用、保障政策等角度为人工智能发展做出体系化的整体布局，提出全面增强科技创新基础能力、全面拓展重点领域应用深度广度、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应用智能化水平的发展任务。

对比中美两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文本，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的差异。

1.战略文本内容的视域差异

在文本内容层面，中美两国有着较为显著的差异。首先，我国《规划》主要从技术研发、产业应用、政府政策保障等方面做出部署，可以认为其重在指明技术发展对行业带来的经济影响；而美国战略则对人工智能对社会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了充分讨论，并且有针对性地发布了配套文件，就政府资助研发和就业保障两个问题进行重点规划。

其次，美国战略文本对网络与系统安全问题，包括系统的可追责性和决策的透明性等问题投入较大篇幅进行论述，而我国《规划》对相关问题着墨较少。

再次，美国战略文本提出的政府公开机器学习数据库并制定数据标准等问题，在我国《规划》中并无言词体现，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应对数据公开、数据孤岛等命题而言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

总体而言，应当指出中美人工智能战略对AI广阔应用前景的顶层研判、技术研发的长期投入、AI人才的培养、制定政策标准等保障体系建设有着基本趋同的认识。当然，美国战略相较更为关注人工智能相关风险而且涉及的层面较为丰富，而我国《规划》整体而言则更强调技术的落地应用，有关风险、安全的表述相对而言篇幅较小。

2.发展任务与目标的布局差异

我国《规划》提出了六项重点任务，从技术科研立项到培育高端高效的智能经济再到建设安全便捷的智能社会，还包括加强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可以说应用与落地是我国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重心所在。而美国则侧重从研发与从业者的培养，公平、安全与治理，就业风险保障等方面进行部署。

我国的现阶段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注重技术的应用，目标侧重是推动经济发展。而美国则在现阶段试图着力技术研发和完善保障体系，反映其在提速人工智能发展应用的同时，对可能伴生的风险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3.对政府及科技企业的定位差异

我国《规划》明文指出，在技术路线选择和产品标准方面，企业将发挥主体作用，认可市场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的主导作用，科研立项也提倡以企业为主体推进，同时明确提出对科技企业采取税收减免等措施进行扶助。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我国《规划》是为企业赋能的政策安排，从文本来看政府很大程度上将人工智能发展的主动权交给了市场和企业。

而美国方面则更注重由联邦政府主导的人工智能发展路线，主张由市场主导无法完全完成发展目标，无论是从科研投入，还是就业保障方面，都突出了政府的主导地位。

从当下发展态势来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提升潜力抱以乐观态度。

庞大的人口基数产生的海量数据正是培育人工智能系统的前提条件，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我国和美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后者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更加完善和活跃，其创业公司数量也远超我国，我们需要特别关切的问题包括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人工智能应用意识还不深入，以及缺乏完善的数据生态系统等。

诚如我国《规划》指出，发展人工智能要以钉钉子的精神，一张蓝图干到底。从深层出发，我国在着力提升市场活跃度的同时，也可持续关注美国针对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社会变革以及对相关风险采取的审慎举措。在后续工作中进一步补充完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其他配套文件和措施，不断改进政策保障体系，对可能引发的各类风险因素及早做出科学的防控与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