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天空-为机器人开发者和爱好者服务如今，在人工智能技术持续突破的背景下，智慧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我国越来越多的城市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合到智慧城市的建设中。据前瞻产业研究院预测，2017年我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将超过6万亿元，未来五年（2017-2021）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32.64%，2021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8.7万亿元。相关资料显示，我国已有超过500个城市进行智慧城市试点，然而笔者调查发现，仅有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南京等部分一、二线城市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列入到智慧城市的建设规划中。并且，我国当下智慧城市市场上实力较强的供应商和运营商多为IBM、思科等外资公司，而本土高科技企业的实力相对较弱，且缺乏相关智能技术和复合人才。
而从现实情况来看，智慧城市的治理也存在不少隐患。比如，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2017年发布的第15期网络安全信息与动态周报报道：“CNCEERT监测发现境内被篡改网站数量为2901个；境内被植入后门的网站数量为703个；针对境内网络的仿冒页面数量为419个。境内感染网络病毒的主机数量约36.92万个，其中包括境内被木马或被僵尸程序控制的主机约22.17万个以及境内感染飞客蠕虫的主机约14.75万个。”这一连串数字从侧面反映出人工智能技术在智慧城市中的应用不可避免存在着的巨大网络安全隐患，只有将这些安全隐患清除，智慧城市才能健康有序地运行。再比如，今年7月，百度的无人驾驶汽车驶入北京五环，继而引发了各方争论，而争论的起因，无疑是由于我国国内仍未出台针对无人驾驶的相关法律法规。无人驾驶作为未来交通的新模式，其在未来智慧城市的发展中必然会占据重要地位，但它也对事故定责、保险理赔、城市交通管制等方面提出了新的需求，如果城市管理者不能及时地调整现有法律法规以适应新技术的出现，将导致智慧城市陷入“索洛悖论”之中，即技术的提升并没有给人们带来便利，反而可能导致城市进入无序的运行状态。
总体来看，尽管我国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在网络安全、法律规制、数据共享以及产业和人才升级等领域仍然存在短板。这些短板阻碍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城市治理中的深度应用。建议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加以改进：
第一，设立城市治理安全等级和风险预估机制，因地制宜地制定智慧城市治理体系。城市治理安全等级的设立将规范人工智能在智慧城市中的实践与应用范围，进而确保城市治理的有序性，且有助于管理者在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有效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趋利避害地推进智慧城市治理现代化，进而保障城市治理与智慧城市建设相协调。此外，智慧城市中城市治理的风险预估机制将有效预防人工智能的“越界”风险，做到防患于未然，将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危害城市发展的行为和相关隐患遏制在萌芽状态。
第二，加速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相关政策法规，明确各方权责。从具体应用环节来看，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人工智能应用所涉及的领域广泛而精细。例如，仅智能医疗领域，就涉及导诊、诊断、手术乃至护理等多个体系，其权责的明确不仅会推进医疗水平的进步，甚至会解决医患矛盾，促进城市的和谐发展。技术与规则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详细规则的出现，不是为了限制技术的进步，而是为了让技术在秩序内合理发展。只有及时地完善政策法规，人工智能才能告别野蛮生长，在每一个精细的领域中为市民提供便利，为智慧城市的建设服务。
第三，明确智慧城市建设中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发展方向，政府不能在智慧城市治理中“唱独角戏”。今年9月杭州市结合自身优势成立数据资源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方面，智慧城市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利用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的技术经验，促进技术实践化的发展，比如，运用PPP方式来购买企业的服务。另一方面，政府应制定明确的规章制度，以防止人工智能企业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产生垄断。
第四，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和人才培养的“双轮驱动”。实现智慧城市的“善治”，既要求建立和完善智慧城市建设标准体系，推进智慧城市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鼓励开发人工智能相关技术与应用，同时又要求采取多种方式培养服务于智慧城市建设的人工智能人才，进一步支持与促进智慧城市的发展。可以说，统筹了技术创新、人才培养、企业责任、标准建设、部门协调、应急机制等流程，增强了智慧城市的技术动力，构建了人工智能技术从研发到应用的完整闭环，才能更好地应对日趋多样化的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问题。
总而言之，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智慧城市建设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我们应从顶层加强对人工智能新技术融入智慧城市建设的规划和引导，促使其循序渐进、井然有序。通过技术应用和城市治理两个方面的提升和进步，推进城市治理的精细化和公共服务的精准化，最终让未来城市的运转真正具有智慧，为人们生活带来更多便利。